第164章 战争学院的第一课

德意志帝国的普通民众在1903年后，国家经济全面复苏的乐观情绪中，只关心阳光下的生活与土地，对遥远的非洲基本持有漠不关心的态度。

与此同时，德国社民党成为唯一在帝国议会和报刊上持续的，公开的，强烈谴责这场非正义的殖民战争的党派群体。

在倍倍尔的领导下，社民党议员投票反对追加殖民战争军费，而左翼报纸《前进报》

不断刊登莱茵团传教士，从非洲殖民地寄回的残酷见闻，予以抨击。

倍倍尔在帝国议会中还发表了那句著名论断，“赫雷罗人反抗德国，就如同古代日耳曼人反抗罗马入侵，这是争取自由的斗争！”

社民党领袖将殖民地人民的抵抗，提升到了与德意志自身历史传统对等的道德高度，对保守派构成了极大的意识形态冲击。

不仅如此，倍倍尔对特罗塔战争方式的抨击也极为辛辣，他在议会中斥责道：“这样的战争方式，任何一个屠夫帮工都干得出来，根本不需要是一位中将军官。”

随后的日子里，保守派的媒体在柏林，在德勒斯登，在汉堡等地，猛烈攻击社民党的“不爱国”、“胳膊肘向外拐”，还将社民党领袖倍倍尔讥讽为“赫雷罗式的贝贝尔”

也是在这个时候，瓦尔特忽然想到了100多年后，同样是这个社民党由于中东难民、

能源、失业、治安等问题上的反国民立场，让他们在东部某州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，继而被另类选择党成功偷家。

与此同时，瓦尔特曾经的大靠山，埃伯施泰因伯爵不仅明升暗降，还要前往马德里，面临一场政治与外交上的巨大灾难。

基于此，瓦尔特为了给埃伯施泰因伯爵纾困，他随即利用西南非洲的暴行来“促使社民党自曝”，其逻辑链条清晰明了：

首先，赫雷罗战争提供了一个极端的道德上的试金石。如果社民党在如此赤裸裸的种族灭绝面前仍然犹豫，妥协甚至为殖民政策辩护，那么它的“工人阶级政党”身份就将自我瓦解。

其次，那些因经济复苏而日益融入帝国体制的工人选民，他们更关心的是工资、物价和“阳光下的土地”，而不是遥远非洲的土着黑人的命运，就会进一步疏离这个“关心太多”的政党。

最后一点，当生活“正在好起来”的时候，一个不断谈论殖民地人权、战争罪责和国际团结的政党，在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德国选民眼中，属于“吃饱了撑着，没事干的表现”。

基于此，瓦尔特式的策略简单粗暴，就是要利用西南非洲的殖民战争，逼迫社民党在“融入帝国”与“坚守原则”之间，做出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。

很多时候，政治不讲正义，只说利益。

与后世一样，社民党会被塑造成为一个“不爱国”的政党，导致国内的大部分选民，会主动排斥社民党。

与此同时，很多的，也许超半数的工人选民，也将在“德意志民族主义”的强大舆论压力下，不得不选择了沉默，或是直接转向。

之前，瓦尔特之所以坚持在火车包厢里与伯爵商议此事，而不是落笔成信，首先是出于谨慎的考虑，其次是他对帝国政治生态权衡后的选择。

1905年的柏林，邮路并不是绝对安全。信件要经过邮政检查，也可能被秘书、仆从、

党僚及信使等截获。一旦落到社会党人手里，哪怕只是片言只语，都会被放大成瓦尔特与右翼勾结，继而操纵殖民议题的证据。

到那时，瓦尔特与社民党之间那层脆弱的默契就会破裂，而他苦心维持的“中间平衡者”形象也将荡然无存。

毫无疑问，火车则不同。车轮声可以掩盖低语，窗外风景不断变换，谈话过程中不留纸质痕迹，参与者也可随时以“旅途偶遇”搪塞。

瓦尔特目前最不需要的，就是与社民党进行正面开战。社民党是帝国议会中最有组织的力量，背后站着大批产业工人。如果爆发了直接冲突，只会让左翼同仇敌忾，也会让中央党、自由派怀疑他在暗中操弄。

所以，瓦尔特更愿意躲在幕后，借西南非洲的暴行、传教士信件和议会质询，让社民党内部在殖民政策上自行分裂。

那是修正派会主张殖民利益，正统派将坚守国际主义，两派相互争斗，选民越会看清这个“关心太多”的政党与普通人的生活距离。

如此，他不必弄脏自己的手，便能严重削弱社民党，拉拢民族主义与保守势力，最终扶持自己在萨克森与德勒斯登的政党势力。

有的时候，瓦尔特会在考虑，要不要将施特雷泽曼的国民自由党，改组成为“另类选择党”。

嗯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图个吉利。

十月六日的清晨，整个柏林依然沉浸在初秋的雾气里。

瓦尔特在菩提树下大街的尽头下了马车，步行穿过了最后一段林荫道。

此刻，道路两侧的椴树已经开始落叶，变黄的叶片铺在石板路面上。因为清洁工还没来得及清扫，于是就有几个穿蓝色制服的小学生，在路边把落叶踢成一堆，然后他们就嘻嘻哈哈的，等邮递员的自行车从此经过。

猛地，瓦尔特停下脚步，他擡头望向那栋建筑。

此刻，普鲁士战争学院就像一头盘踞的灰色巨兽，矗立在菩提树下大街与多罗特恩街的夹角处。这座建筑是由卡尔·弗里德里希·申克尔设计，保留了新古典主义的骨架。六根无凹槽的多立克式石柱支撑着三角形山花，在檐口下方镌刻着一行拉丁文铭文：“若要和平，必先备战”。

需要说明的，申克尔设计这座建筑时，整个普鲁士还在拿破仑帝国的铁蹄下呻吟，那时候的普鲁士军校生穿着破旧不堪的蓝色军服，在法军占领军的眼皮底下上课。

等到卫兵详细验过证件，瓦尔特这才得以穿过学院的铁栅栏门。

一擡头，他看到门柱上悬挂着两面旗帜，左侧的是普鲁士黑白旗，右侧是德意志帝国的黑红白三色旗。

只是两面旗在风中朝不同方向飘摆，感觉就像是一对同床异梦的夫妻。

大楼正面是三层建筑，底层为基座层，外墙用粗面花岗岩砌成。

瓦尔特走上六级石阶的时候，发现门廊的天花板上，画的是腓特烈大帝在洛伊滕会战中策马冲锋的场景。

门厅的墙壁上也挂着一长排油画肖像，全是战争学院历届院长，从沙恩霍斯特到毛奇，每一位都戴着贵族式的单片眼镜，表情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普鲁士傲慢，好像他们生前就已经知道，自己的画像一定会被挂在这里。

“科勒少校？”一个身穿红裤子的总参军官从走廊一头走来。

瓦尔特一听声音，就知道是自己的老朋友，铁道动员处的副处长，格勒纳少校，如今对方也在战争学院担任教官，讲解铁路动员在战争中的应用。

“你迟到了1分钟。”格勒纳说，他的语气中没有责备的意思。

瓦尔特略显费劲的脱下外套，顺手交给了门口的勤务兵，解释说：“我的马车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被一队王家骠骑兵堵住了，估计皇帝陛下今天又要去波茨坦阅兵。所以，柏林所有的马都在往同一个方向走。”

1806年10月6日，拿破仑在耶拿附近给普鲁士军队上了最后一课。在那之前，普鲁士的军官们以为自己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的继承者。

结果，耶拿会战仅仅打了一个下午。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就在六个小时内土崩瓦解————

所以，普鲁士的历任君主都会在这一天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。

格勒纳领着瓦尔特穿过走廊，继续说道：“记住了，你的课在二楼第三讲堂。10分钟之后，学员就将赶到教室，一共有47个人。比预期的少3人，有两个得了流感，还有一个大概在策勒的温柔乡里误了火车。”

瓦尔特笑了笑，没接话。

他透过走廊的窗户望向外面的庭院，庭院中央是一片方形草坪，四周围着回廊，廊柱间挂着铁链，链上系着铜牌，铭刻着战争学院阵亡校友的名字：

从1813年的莱比锡到1870年的色当，密密麻麻的铜牌在晨风中轻轻撞击，发出风铃般的声响。草坪中央还立着一尊老毛奇元帅的半身像，大理石基座上刻着“战略，是权宜之计的体系”。

“这地方比政治科那边要安静。”瓦尔特说。

“安静，是因为所有人都在上课。”格勒纳说。

他看了看瓦尔特的军医官少校制服，顺手为他推开一扇厚重的大门，提醒说：“这四十七个学员，全是从各军团选拔来的。在你面前坐着的某个中尉或上尉，可能就是未来的总参谋长。”

对此，瓦尔特很是自负的说，“没有我的允许，绝无这种可能！”

十分钟后，讲堂里已经坐满了人，阶梯式座位排列成半圆形，正前方是一块巨大的黑板，上面还残留着上一堂课的粉笔字迹。

瓦尔特扫了一眼，字迹潦草，在某些关键词下面划了三道平行线，估计是争论过后留下的痕迹。

瓦尔特先站在门口，没有立刻进去，而是用目光扫了一圈。

47个学员是按军阶和番号排列座位，前排是近卫团和精锐线列团的军官，他们的领章上别着鹰徽和绶带，坐姿一丝不苟。

中间几排是普通步兵和炮兵，后排则是骑兵和后勤部队的人，那些人姿态有点散漫，有两个甚至把军帽放在了桌面上，露出抹过发油的头发。

瓦尔特走进讲堂，把他的讲义放在讲台上。这时他注意到，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先扫过他的军服，少校军医官的肩章，然后钉在他的右手。显然，很多消息灵通人士已经知道了科勒教官的残疾右手。

“起立！”前排一个近卫团上尉喊了口令。

四十七个人同时站起来，靴跟迅速并拢，声音倒是整齐划一。但瓦尔特也注意到，至少有七八个人在站起来的时候相互交换了眼神。

“稍息。”瓦尔特说，“先生们，请坐。”

此刻，瓦尔特已将全场扫视了几遍，居然没有发现自己的老朋友，博克中尉，格尔德·冯·伦德斯泰特中尉，瓦尔特·冯·布劳希奇中尉等几人。

学员们坐下的时候，后排有人低声说了什么，引得旁边两三个人附和。对此，瓦尔特没去追究。那是他知道在这种场合，最有力的回应，往往就是不做回应，直接忽视他们。

等到考试的时候，再来算一笔总帐。

他翻开面前的讲义，说：“在开始之前，我想先问一个问题。”

说着，瓦尔特停顿了一下，接着问道：“你们中有多少人，是主动选择这门课的？”

前排那个近卫团上尉看了看左右，他是率先举手的。接着，又有几个人跟着举手。瓦尔特数了数，大概十一二个。但那些手举得参差不齐，有几个甚至在举到一半的时候又缩了回去。

瓦尔特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很好，那么其余的人，只是因为这门课是选修的水课，感觉学分好拿，所以来的？”

这回没有人举手了，但后排有人笑了一声。

瓦尔特随即把讲义合上，放在讲台一边。

他倚着讲台边缘，开始打量那四十七张陌生的面孔。

这些人大多在二十到三十岁之间，出身容克家庭或军官世家，从少年军校一路升上来，在各自的团里已经带过兵，有的甚至还参加过西部边境，或是非洲殖民地的行动。

他们来这里是为了镀金，为了在肩章上多一颗星，为了有一天能坐进总参谋部那栋红色砖楼里的某间办公室。

瓦尔特看见，那个刀疤脸军官正低头在笔记本上画着什么，完全没有听讲的意思。旁边一个圆脸的步兵少尉倒是擡着头，但眼神飘忽不定，显然在想别的事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