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63章 如簧之舌

将时间重新拉回到一个多月前，也就是1905年8月中旬的时候。

一列从柏林开往汉堡的特快直达列车，一路穿行在北德大平原上。这里大片农田、松林与泥炭洼地交替铺开，偶尔见到一座小丘。沿途河网密布，哈维尔河、易北河的支流穿插其间，视野开阔。

此刻在一等车厢里，埃伯施泰因伯爵为昏睡中的妻子重新拉上了窗帘，然后他就静静坐在一旁，听着铁轨有节奏的撞击声。他身旁的黑色公文包里，装有一份德皇威廉二世亲授的使命，也装着他仕途的全部赌注。

“帝国驻马德里特命全权公使。”伯爵的内心再度念叨一句。那是他知道，那个西班牙首都等着自己的，将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外交舞会。

与此同时，柏林的那些同僚们也是心知肚明：此时此刻，在摩洛哥问题上，德国根本没有做好与英法正面交锋的准备。

五个月前，德皇威廉二世搭乘德国军舰，抵达摩洛哥丹吉尔港，当众发表演说，宣布承认摩洛哥独立，坚持各国在摩洛哥拥有平等权利。这一记公开宣言引爆危机，整个欧洲风声变得紧张，一度德法之间有了开战风险，想到这里，伯爵忍不住松了松领扣，忽然想起了离开外交部的当天，在二楼走廊里，遇见接替自己职务的霍恩贝格男爵的那个下午。

那个傲慢无礼的家伙居然用烟斗点了点自己胸口，又以嘲讽语气对着自己说：“亲爱的伯爵，您知道为什么陛下选您去马德里？因为西班牙官方不会支持我们的强硬立场，而

您需要为此承担责任。没错，柏林需要一只替罪羊，而您的优雅举止，恰好就适合这一场剧目的谢幕。”

霍恩贝格男爵说完，转头便走，气得伯爵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牙痒痒的。

但另一方面，霍恩贝格男爵说的那些，也并非危言耸听。事实上，伯爵已在数次宫廷晚宴上，捕捉到威廉二世那飘忽不定的游离眼神。

尤其是当皇帝开始用那种过度热情的语调，称呼自己为“我亲爱的伯爵先生”，并拍着肩膀说“德意志的荣誉就托付给您了”的时候，就意味着威廉二世已经拟定好了一份替罪羊的名单，而伯爵的名字就赫然在列。

火车驶入一处隧道时，车厢立刻黑了下来。埃伯施泰因伯爵在黑暗中闭上眼睛，却看见更黑暗的画面：如果马德里之行失败，自己将被召回柏林。

是召回柏林问责，而不是召回述职。

被召回述职的人还能重返岗位，而被召回问责的人只会出现在《帝国公报》的“个人消息”栏里：“埃伯施泰因伯爵因健康原因辞去公职，皇帝陛下已批准其请求，并授予二级王冠勋章以表彰其多年来的忠诚服务。”

然后，伯爵将回到他在波兹坦城郊的某处庄园，在松林与湖泊之间度过余生，每天写着一部可能永远不会出版的外交回忆录。

心烦意乱之下，伯爵站起身，决定去包厢外面抽根烟，那是他担心影响到妻子腹中的三个月的胎儿。这是瓦尔特告诫伯爵的，孕妇长期暴露于二手烟环境，流产的概率会上

升，同时胎儿的智力发育也可能受到负面影响。

刚抽上两口，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伯爵阁下。”

埃伯施泰因伯爵急忙转过头，发现瓦尔特此刻就坐在两米外的位置上，面前的小桌子上面，还有两杯热咖啡。

“你怎么也上车了？”伯爵感觉很是诧异。

就在半小时前，他在心里抱怨瓦尔特居然没来柏林车站为自己送行。但下一刻，曾经的下属就出现在伯爵的面前。

瓦尔特笑着解释说：“在来火车站的路上，我忽然想通了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就临时买了票，和您当面聊聊。1个小时后，我会在诺伊施塔特下车。”

说着，他邀请伯爵坐下，并将一杯咖啡推到他面前，问道：“还在担心马德里的事情吗？”

埃伯施泰因伯爵没有立刻回答，他端起咖啡抿了一口，感觉还不错。他反问道：“如果你处在我这个位置，就不担心？”

瓦尔特笑了笑，说：“没错，我就是想着和您谈谈这个。也许，马德里的任务不一定非得就是失败。”

埃伯施泰因伯爵放下杯子，重新打量这个曾数次给自己带来奇迹的年轻人。不过他没有说话，静静的等着瓦尔特和盘托出。

“您在离开柏林的时候，听到了什么？”

没等伯爵回答，瓦尔特就继续说道：“那是社民党人在议会里越来越嚣张，他们反对一切殖民地扩张。那些汉堡的码头工人、鲁尔的矿工、柏林的印刷工人，他们读着《前进报》，高喊着不要摩洛哥，不要殖民地，要面包和黄油”。与此同时，民族主义联盟在各地举行集会，要求为德意志争取阳光下的地盘。您知道，极左与极右的两派人在柏林的街头巷尾，一天要发生多少起肢体冲突吗？”

对于瓦尔特的问题，埃伯施泰因伯爵当然知道。外交部每周的情报简报里都附着内政部的治安报告：慕尼黑啤酒馆斗殴、莱比锡游行冲突、斯图加特工人示威，这些声音都让柏林当局感觉不安。

“所以？”伯爵问。

“所以，”瓦尔特故作神秘的一笑，接着说道：“如果我们的首相大人下定决心，能让议会下院解散，继而重新大选————”

埃伯施泰因伯爵打断了瓦尔特的话，他说：“比洛亲王绝对不会同意的，那是首相目前的政治基础，就是建立在保守派与民族自由党的联盟上，而代表天主教的中央党握着关键的中间席位。一旦首相宣布解散议会，就意味着重新洗牌，没人能保证结果更好。”

瓦尔特笑着说：“如果，有足够的民意压力呢？如果有一个事件，能够让全德国的民族主义者都燃烧起来，让最温和的自由派都开始高喊复仇？到那时，比洛亲王就可以对皇帝说：陛下，为了应对社民党的叛国行径，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议会，一个没有社民党人的纯洁议会。”

此刻，伯爵慢慢擡起头，对着瓦尔特问道：“什么事件？”

瓦尔特没有立刻回答，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牛皮纸卷宗，在小桌子上展开。里面是几份非洲殖民地行政官的汇报。

瓦尔特压低声音，说道：“是西南非洲的赫雷罗人，去年开始的大规模暴乱差不多已经被镇压了，只是帝国在非洲殖民地的司令官，特罗塔将军的镇压方式超出了常规。嗯，他居然效仿英国人，一边颁布灭绝令，屠杀赫雷罗人和纳马人；一边还建立了集中营，关押的俘虏不仅充当奴隶劳工，甚至在人体上开始医学实验。”

埃伯施泰因伯爵接过文件，下一刻，他的目光停留在“采取必要措施”，“清除潜在威胁”，“重新安置”等，几个词语上。

作为一名资深外交官，伯爵当然看得懂字里行间的真实：水井被投毒，幸存者被赶入沙漠，妇女儿童被关进集中营。有些营地是铁路公司临时搭建的货运车厢，在烈日下变成了金属棺材。

“这————这些是战争行为。”埃伯施泰因伯爵的声音变得低沉。

“这当然是战争行为，但与国内的政治有很大的关系。”

瓦尔特语气平静的说：“现在的问题是，到底是谁在煽动这场战争？是社民党。他们在议会里反对向殖民地拨款，让当地驻军得不到足够的补给。他们呼吁人道对待土着，让殖民地官员束手束脚。如果这场起义本可以被更早扑灭，如果这场不幸的屠杀”，是的，我用了这个词。如果这场屠杀的罪魁祸首，是因为社民党在帝国议会阻挠殖

民政策而导致的————”

“该死的，你这是在玩火。”埃伯施泰因伯爵很是气愤的把文件推了回去。作为外交官，伯爵也是有自己的原则与底线的。

“伯爵阁下，我是在为您下棋。”瓦尔特收回文件，重新卷好。

“就在昨天，我遇到总参的一名常驻非洲的军官，他告诉我，他见过赫雷罗人的长矛刺穿德国士兵的胸膛，也见过德国士兵用枪托砸碎赫雷罗孩子的头颅。这不是非黑即白的事，但现在，这一切可以成为一场为我所用的棋局。

民族主义者会说：看，是该死的社民党庇护了野蛮人，让我们的士兵白白牺牲。自由派会说：看，殖民地的管理多么混乱，我们需要改革。天主教徒会说：看，这些新教徒官员的暴行玷污了基督之名。所有人都会找到自己的解释，但所有人都不会再相信社民党的宣传。”

忽然，火车开始减速，那是前方将经过是一个小站。

月台上有几个穿着节日盛装的德国农民，举着“黑红金”三色旗，那是1848年革命的遗存，被现如今的民族主义者借用来象征“大德意志”。

埃伯施泰因伯爵看着那面黑红金三色旗在风中飘扬，他不禁想起柏林大学历史系教授在讲座上说过的一句话：“历史不是直线前进的，它像莱茵河一样，在峡谷间曲折，在平地上漫溢，最终汇入某个谁也无法预料的海洋。”

“比洛亲王需要理由。”伯爵低声的说道，“议会解散需要皇帝批准，而皇帝需要看

到民意。”

瓦尔特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外套。

他说：“民意已经在那里了，现在只需要一个导火索，还有点燃导火索的时机。我会提前安排几个非柏林的报纸，比如说《科隆日报》和《莱比锡最新消息》，让他们在两周内开始连续刊登关于赫雷罗起义的独家报导”。

不需要说谎，只需要呈现事实，比如说某些事实，某些数字，某些照片。然后，民族主义联盟会组织集会，退伍军人协会将发表声明，大学里的教授会写公开信。当各种各样的支持与反对的声音足够大的时候，比洛亲王就会在议会发表演说，暗示社民党对国家的危害超过了社会改革————”

“然后皇帝就会解散议会。”埃伯施泰因伯爵接上他的话。

“然后皇帝就会解散议会。”瓦尔特重复道，他接着说：“大选将在明年的某个时间里举行。那个时候，民族主义情绪会继续上涨，继而达到顶峰。没有选民会关心与他们毫无关联的黑人，而去谴责为帝国开疆辟土的军人。

所以，那些提倡自由、平等与博爱的社民党，就将不可避免的大量失去他们在帝国议会中的大量席位。而保守派和自由党，将获得压倒性多数，我们的皇帝将又，又，又一次赢得胜利。”

说着，瓦尔特用手指一下埃伯施泰因伯爵的胸口。

“至于您，伯爵。因为给皇帝和首相提出了一个富有建设性的大胆建议，将在马德里

完成一次体面的妥协。即便是摩洛哥问题的会议不会取得任何实质成果，但没有人会追究，因为柏林的目光将全部集中在下一届的新议会，以及未来殖民地的改革上。

届时，皇帝陛下会在某个文告里找个台阶，说德意志在摩洛哥维护了尊严”。而您，伯爵阁下，将从可能被召回的马德里大使，变成在困难情况下维护了帝国利益的忠诚外交官”。也许您还能得到一个更好的位置，比如说去巴黎，维也纳，或是伦敦？”

瓦尔特说完之后，车厢里安静了很久。

此刻在窗外，那个举着三色旗的农民已经被列车甩出了老远。

埃伯施泰因伯爵端起桌上的冷咖啡，一饮而尽。他想说些什么，关于道德，关于历史责任，关于那些在沙漠里死去的赫雷罗人，但他实在说不出来。

瓦尔特看了对方一眼，决定再添一把火，他说：“伯爵，政治永远都是现实的。如今的德意志帝国，需要一个民族，一个领袖，一个思想！

至于西南非洲发生的悲剧，它已经发生过了，也不可能挽回什么。但对于我们而言，可以把它变得我们需要的一个政治筹码。”

几分钟之后，瓦尔特和伯爵告别，他在诺伊施塔特站下了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