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40章：躁动的华沙

至于上一场宴会上，切尔托夫当众冷落自己的那点小场面，早就随着旧总督的离职烟消云散。反正现如今瓦尔特是脸皮特别厚，除了完成任务，以及人身安全外，其他的一切似乎都不太重要。

另一方面，新官上任，马克西莫维奇要见的是各国使节的正职，他一个武官助理兼名誉副领事去了，通常会被安排在某个墙角边站桩。与其把一晚上耗在各种虚伪中，不如待在使领馆后楼，做一点实际的事情。

听完瓦尔特的歪理学说，世袭外交贵族出身的路德维希也不再多说什么，换好礼服就独自出发了。这位总领事先生在华沙耕耘多年，无数次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，总能把分寸拿捏得极好。

总领事回来的时候，已经过了午夜。瓦尔特在二楼窗边看见他下了车，过了大约10分钟，陶德曼敲门进来，说总领事请他过去一趟。

见到瓦尔特进来，路德维希总领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

“坐吧。”

瓦尔特坐下，没有先开口。

此时，老人已将领带拉松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不得不说，那位马克西莫维奇总督，比我预想的还要理想化一些。最起码，俄国绅士的底子还留着，说话做事都不像上一任那么僵硬死板。整场宴会之上，他一直都是面带微笑，站着与众多宾客聊天，自己反倒是没怎么喝酒。”

“不过，您觉得他能在华沙待多久，3个月够吗？”瓦尔特笑呵呵的问了一句。

听到这里，路德维希忍不住在心中，给自己面前的麻烦精，竖起了一根大拇指。当然，总领事并不打算去表扬瓦尔特。

“这个人的确是有自己想法，不是在冬宫温室里长大的贵族，听说他已经向圣彼得堡递了报告，说华沙的问题不在于波兰人率先制造了麻烦，而在于俄国自己派来的中下级官僚太贪太笨，把本来愿意妥协的波兰人推到了对立面去。他建议恢复部分波兰籍文官的职位，先把市政运转稳住了再说。”

“呵呵，这话要是传到圣彼得堡那边，可不好听。”瓦尔特轻笑道。

路德维希轻哼了一声，说：“所以他的位置并不牢固，尼古拉二世需要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，是服服帖帖的波兰人，而不是听一个骑兵中将给他讲什么行政管理课。马克西莫维奇以为靠微笑与理性可以压住华沙的反抗，但当下真正压得住街头抗议和集会的，就是强横的武力。

事实上，这位新总督越是跟波兰的上层客客气气，革命党就越觉得他软弱。所以革命党越是闹腾，圣彼得堡就越觉得他没用。结果就是一根筋变成两头堵，两边都讨好不了，我看他最多就是撑到秋天。”

瓦尔特没有接话，他知道路德维希很少把话说死，能说到这个程度，说明今晚的总督府里，这位老练的外交官已经看出来不少东西。

两人没有继续多谈，瓦尔特随后起身告辞。

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，瓦尔特很少参加华沙外交界的社交活动。他把自己缩在总领馆后楼，过一种极有规律的灰色生活。

每天早上六点一刻起床，六点半下楼，绕着后楼和院子里的小径快跑五圈，再去使馆食堂里吃早餐。饭后，开始整理柏林寄来的信件摘要和陶德曼带回的报纸，把华沙城里的罢工、集会，以及警察报告分门别类。

到中午，他下楼和馆内人员一起用享用午餐，但他吃得很快，也不爱说话。饭后小睡半个钟头，下午继续看资料，有时在档案室里一坐就是三、四个小时。

每天，瓦尔特选择外出打卡两次，一次是在上午十点前后，另一次是在傍晚六点左右，其行动路线基本就是圈定在总领馆附近的三条街内。

他常去的地方比较集中，几家波兰人经营的杂货铺，一家犹太人开办的蛋糕店，一家俄国人开办的咖啡馆，还有售卖当日报纸的街头小亭子。

瓦尔特买的东西并不多，通常就是一包俄国卷烟，几盒火柴，有时是储存的陈苹果或野生蓝莓，有时只买几份当天的《华沙信使报》、《华沙报》和《每日信使》。

《华沙信使报》是华沙发行量最大的主流大报，属于温和的自由主义，受审查约束代表城市中产、商人阶层，不鼓吹暴力革命，但会委婉批评当局的“俄化政策”。在政治立场上，更倾向于德莫夫斯基和国家民主党。

而《华沙报》，属于老牌的保守大报，偏向那些彻底投靠俄国人的波兰贵族，立场谨慎，反对任何形式的革命。

至于《每日信使》，当下已经被毕苏斯基和他的波兰社会党秘密收购，并加以改造，目前成为了社会党人半合法的公开喉舌。

毫无疑问的，瓦尔特每次出门，身后总会跟着“尾巴”。

有时是一个穿深色大衣的中年人，有时是两顶“便帽密探”，一左一右的相互轮换。偶尔的，瓦尔特会停下脚步，回头确认过这些跟踪者是否为熟人，那是他知道俄国宪兵队和秘密警察，会在自己的日常线路上安上眼睛。

所以，瓦尔特故意要把这些“眼睛”吊着玩。每次进了杂货铺，他都会和店主多聊几句。当然内容都是全无意义的，不外乎今天的天气好不好，面粉价格是涨了还是跌了，以及但泽港来的鲱鱼罐头是不是还那么咸。

那个戴黑框眼镜的老店主已经习惯了这个无理取闹的德国人，见他进门就点头，尽管他很想拒绝对方进门，但秘密警察们压根就不允许他这样做。

瓦尔特也知道，等到自己离开之后没多久，俄国人就会再来敲店门，再度得把这老头拖去问话。尽管他心下觉得过意不去，但该做的戏一样不少。

有几个早上，他会走得更远，绕到老城边的新教教堂待上一会儿，然后再折回来。那位牧师对瓦尔特依然很是友好，没有责怪这个“迷途的羔羊”。

陶德曼后来告诉他，教堂附近现在每天都有便衣，牧师已经写信向柏林教区诉苦，说俄国人总在门口晃，吓得信众都不来了，希望能换个好教堂。

瓦尔特听完后当即愣了，这年头，在波兰当个新教牧师也是够狡猾的。转头一想，也对，爱哭的孩子有奶喝。

不久，他把自己与俄国密探“一同散步”的行为，取了一个补充的好名字，叫“磨鞋底”。每天，瓦尔特把自己当成一块诱饵，把俄国人的注意力牢牢粘在自己身上，让那些真正执行任务的五人行动组，依然在外面活动。

……

从1905年3月到5月，华沙像被人架在炭火上慢慢烤。

新总督的“新思维”开始展露出来，上任之初，马克西莫维奇将军先撤了几个特别贪婪的俄国税务官，又接见了波兰商界和贵族代表，一时让人以为局面会缓和。然而，华沙与罗兹的工人们并不会买账。

铁路修理厂、纺织厂、机械厂轮番罢工，有的工厂从早晨起就拉响汽笛，工人们把机器一关，集体堵在厂门口。

于是宪兵来了，用马刀背抽，用骑警冲，刚驱散一堆，另一条街又冒出新的一批喊口号的人。城里一度连有轨电车都停摆了，那是铁轨上时不时的被人堆上了砖头和木箱。

马克西莫维奇并没有像前任那样，一上来就宣布全城戒严。他下令军警采取分区布控包围的策略，重点搜捕与抓捕闹事的领头者，寄希望于以怀柔手段平息风波，暂时不愿大开杀戒，试图以安抚的方式化解矛盾。

可这种点到为止的管控，无异于抱薪救火，矛盾并未真正消解，只是被暂时压在了水面之下。矛盾没有消失，在暗中继续累积。

毕苏斯基和他的波兰社会党，在这几个月里活跃得非常厉害。他们不停的散发传单，搞罢工串联，号召工人别信马克西莫维奇的“有限让步”。他们中的激进派甚至提出要搞武装行动，打击俄国军警和波兰告密者。

每到周末，维斯瓦河岸边的工人聚居区里，总能看到一两个年轻学生模样的人站在木箱上演讲，声音高亢，手势激烈，围观的工人们一边听一边不安地朝街口张望。巡警和哥萨克总在最后一刻才冲出来，人群随即一哄而散。

可等到了第二天，集会又会在另一个街角聚起来。

与社会党的反俄情绪不同，国家民主党人根本不相信街上的那套。身为领袖的德莫夫斯基，以及他的追随者，频繁的出现在教堂、印刷所和中等商人的客厅里，他们会使用理性且克制的语气分析局势，主张先稳住波兰社会和宗教根基，再通过议会和外交途径争取自治。

“理智派”不赞成无休止的罢工，认为那样会让俄国人更有理由加强军事管制。他们甚至暗中放话，说社会党人在替奥匈帝国火中取栗，把波兰工人逼进俄军枪口下。

毫无疑问，斗志高昂的社会党人当然不吃这套，反过来骂国家民主党是俄国人的“温和走狗”，说他们只会跟在神父和工厂主身后，充当应声虫。

社会党与国家民主党，毕苏斯基与德莫夫斯基，两派在波兰地下世界里的明争暗斗越来越烈。

起初还只是互相写文章对骂，后来发展到抢印刷机，烧对方据点，甚至向警察递匿名信。一些工厂里，社会党的工人和国家民主党的工头当众动起手来，罢工还没结果，反倒是自己人先见了血。

“喜好和平”的马克西莫维奇总督，对于眼下的乱局感觉束手无策。他能找波兰贵族喝茶，却无法调停那些挤在工人区里的派系斗争。

每天，瓦尔特都将华沙街头出现的变化，一条条的详细记在自己的本子上。有时候在傍晚时分，吃过饭，瓦尔特与陶德曼一起在总领馆的后院散步，下属会问什么时候开始行动。

瓦尔特说：“眼下，马克西莫维奇还能暂时压住局面。不过，社会党要借圣彼得堡的内乱奋起抗击，但国家民主党想着继续拖下去。两派现在互相撕咬的还不剧烈，必须等他们真撕破脸，才是我们动手的时候。”

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