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38章：华沙行动组（下）

半夜的11点半左右，彼得罗夫就把第三瓶烧酒喝掉一小半，忽然撑着桌沿站起来，硕大的肚子把桌子顶得一晃，然后嘟囔着骂了一句，转身往厕所方向走。

对，就是这个时候!

杰林斯基没有立刻起身，他把自己的身子往旁边侧了侧，借着前面一个醉汉摇摇晃晃站起来的空当，他迅速斜过一步，手里拿着已经去掉了蜡封的药剂瓶。

不过六七秒钟的短暂功夫，杰林斯基已经把药液全部倒进彼得罗夫喝剩下的半瓶酒水里。事实上，烧酒的酒色本来就混浊不清，洋地黄酊剂混进去后，只让液面微微晃了晃，颜色几乎看不出变化。

前后不过十秒钟，他已经回到自己的桌边，把空瓶塞回内衣口袋。

很快，彼得罗夫从厕所回来，他扶着墙走，坐回原处。酒馆里依然热闹着，酒鬼们一个个喝的东倒西歪，酒保继续在柜台后面擦着杯子，没人朝这边多看一眼。杰林斯基把最后半杯淡啤酒慢慢喝完，付了钱，出了门。

如往常一般，杰林斯基左转右拐，进了一条巷子，沿着维斯瓦河边走了十几步，停下来听。身后没有脚步声，他摸出那个小空瓶，用鞋跟把它踩碎在泥地里，碎玻璃陷进泥水中，一冲就散。

杰林斯基继续沿着维斯瓦河畔走去，走了大约十分钟，便转弯进入格日博夫斯基区的大型商业批发市场。此地商贩、脚夫与外来过客摩肩接踵，人流驳杂，恰好便于隐匿行踪。而他对外的公开身份，便是在此经营生意的粮食商人。而这里，将是五人行动组重新汇聚的地方。

最终，彼得罗夫是“醉死”在距离铜钟酒馆门外，不过百来米的街上。当时还是凌晨4时，一名卖菜老妇拉着板车出摊，方才发现路边倒着一名身形魁梧的男子。此人的脑袋歪在排水沟沿，一只手里仍死死攥着一只空酒瓶，身体已经凉透了。

因为死的是一名俄国税务官，所以尽职尽责的俄国巡警，还是照例请了一位私人诊所的俄籍医生，来担当这一次临时法医。巡警也暗地里催促医生，需要在天大亮之前，完成所有的验尸工作。

此刻天色蒙蒙亮了，围观的路人也不少，但都站得远远的，有人捏着鼻子说有臭味。那位俄国医官戴着夹鼻镜，在马灯下看了看死者的脸和手指，又掀开眼皮照了照，草草在验尸单上写了一句：心脏衰竭，疑因饮酒过度。

巡警小心翼翼的多问了一句，要不要去停尸间继续查点别的。医官不耐烦地摆了摆手，说道，整个普拉加区，谁不认得彼得罗夫。这人日日酗酒，夜夜喝得不省人事，醉死在街头，本就是再寻常不过的事。

那日，当瓦尔特将药水交给杰林斯基的时候，就嘱咐他一句：“要赶在俄国秘密警察进入彼得罗夫家里之前，找到那份举报信。”

当日凌晨二时，五人行动组的杰林斯基、加夫利克、赫米尔、沃尔斯基和诺瓦克重新聚在一起。这是瓦尔特进驻华沙总领事馆的三周来，五人行动组的第一次集体行动。

彼得罗夫自从五年前与妻子离婚后，他就独居在普拉加区一栋四层公寓的顶楼，房间朝北，终年不见多少太阳。楼里住户混杂，有铁路扳道工，有退役的俄国军需官，也有几个从不上报户籍的波兰寡妇。

白天，公寓的正门总是有人进进出出，从后墙的消防楼梯也能上到顶层。杰林斯基把行动时间定在凌晨3点，这个时候的人们基本都在熟睡中。如果太晚，俄国警察那边就要派人来搜索彼得罗夫的房间了。

五人组分成三路：加夫利克在楼下街口望风并负责接应，赫米尔绕到楼后守住消防梯，至于杰林斯基，则带着沃尔斯基和诺瓦克，三人身穿夜行衣，从正门悄悄的潜入。

彼得罗夫所在公寓的门锁不结实，锁匠出身的诺瓦克，只用一个弯铁片就将门锁轻松撬开。

整个屋子很暗，窗户紧闭，空气里浮着一股烟油，还有长期没洗的脏衣服的气味。地上堆满了不少空酒瓶，桌上散着过期的旧报纸，以及啃了一半的黑面包。床铺和被单都是乱糟糟的，感觉房间主人从来都不会叠。

诺瓦克守在门口，杰林斯基和沃尔斯基借助两盏煤油灯，开始在房间里翻找瓦尔特需要的文件资料。

两人先是翻了衣柜，发现几件旧制服下面压着一只铁皮盒，里面是一叠小面额的卢布纸钞，用橡皮筋捆着。接着，杰林斯基又翻了书桌抽屉，在一堆高利贷欠条和酒馆收据下面，找到一封没寄出去的信。

这封信是写给华沙总督府政治处，也就是特别办公厅的，信纸上用俄文写着：“鄙人有充分的理由，怀疑总督府庶务处‘文书归档与会务股’的副股长，阿列克谢?伊万诺维奇?索科洛夫，正在与德意志帝国驻华沙总领馆人员进行秘密接触……”

这封信的后半截还没写完，字迹到一半就已经潦草得不成样子了，感觉是写的人已经醉得连拿笔都把握不足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一只小布袋，里面是少量的金币和银币，混着几枚奥地利克朗。杰林斯基把所有的现金，以及那封信都收进随身的帆布包里，然后将看到的几份高利贷欠条，放在房间里的显眼位置。

房间里的人动作迅速，每一个抽屉都恢复原位，只把目标物品带走。前后不到二十分钟，五个人便从不同方向各自散去，整栋公寓楼无人察觉。

黎明时分，瓦尔特把行动组带回来的战利品统统摆在桌面上，房间里还有杰林斯基和陶德曼。

借着煤油灯的光亮，他先是看了看彼得罗夫还没写完的那半封信。信纸粗糙，字迹歪斜，但“海鹰”和“德国外交官”几个字都写得清楚。如果这封信当天被送出去，海鹰现在恐怕已经在总督府的地牢里待着了。

瓦尔特把信折好，划了根火柴，扔进火炉里，看着它彻底化成灰烬。旁边的钞票他大致数了数，卢布连纸币带金银币，折算起来大约1100多，另外还有少量的奥匈克朗和零散铜板。

瓦尔特先是拿出350卢布交给陶德曼，冲抵之前海鹰被人勒索的借账。剩下800多卢布分成两堆，大的一堆用纸包好，让杰林斯基带回去，给五个人均分；另一小堆，他推到陶德曼的面前。

作为身价数百万帝国马克的领导，瓦尔特-科勒自然是看不起这一点的歪瓜裂枣，就给下属们分了。

杰林斯基和陶德曼二人相视一眼，看了看各自的那叠钱，也没推辞，收了起来。

税务官彼得罗夫的死，不过是一颗小石子投进了维斯瓦河。这一过程中，水花仅仅溅了一下，就被后面涌来的浪头彻底吞掉了。

那天清晨，临时医官在普拉加街边草草验完尸体，巡警把登记表塞进皮包，围观的人散开，街道又恢复了原样。

也是在同一天上午，华沙总督府换了一位新主人。

切尔托夫一早就乘马车去了火车站，他的身边只跟着一个副官和两个拎皮箱的勤务兵，走得很安静，连送行的人都没凑齐。据说他上车前回头看了一眼总督府楼顶的帝国旗帜，什么也没说，就钻进了车厢。

午后，马克西莫维奇将军的车队从另一条路进了城，没有仪仗，没有军乐，只有一个骑兵连在街口列队。

新总督刚下车，就把切尔托夫留下的将校军官，还有警察总长叫进去谈了三个钟头。紧接着，几道换防命令从总督府发出去，华沙城内的驻军频频的调动，马蹄声和炮车轮子的咯吱声，在几条主要大街上响了一天。

全城的政客、官员和外交人员，都在忙着打听新总督的脾气和走向。毫无疑问的，没有人顾得上一个税务官死在了酒馆外头。

彼得罗夫的顶头上司只好先派人去收了尸，通知了彼得罗夫的前妻和儿子，但母子俩一听说彼得罗夫生前没有留下一个卢布的财产，反倒是一大堆欠条等着偿还的时候，既不继承对方的“遗产”，也拒绝出席追悼会。

事实上，那场为彼得罗夫举办的追悼会，最后只来了税务所的三个同僚，其中一个还半路溜走了。

瓦尔特在总领馆里，听着陶德曼带回的这些消息，并不吃惊。这是他选择在总督更替当天动手的原因之一。新政体交接，军警调动，所有人都盯着上面，下面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案子自然不会引发注意。

这种时候，一个肥胖税务官的猝死，连《华沙信使报》的小边栏都上不了。陶德曼说，只有一家小报纸，在新总督到任华沙的第三天，这才刊登了一小段“普拉加区一税务官员酒后暴毙”的消息。这家报纸甚至连彼得罗夫的名字都写错了，叫“别特罗夫”。

“呵呵，好得不能再好。”瓦尔特笑着说。

这件事之后，瓦尔特对人的身体和死亡方式，有了一种近乎职业性的习惯。他开始在脑子里给每个可能构成障碍的人做“病案分析”：年龄、体型、饮食习惯、日常作息、家族病史、是否吸烟、是否喝酒、是否容易疲劳。

他在柏林大学读医时学会的那套诊断思路，如今被用在了完全不同的用途上。他越来越觉得，让一个人死在所有人意料之中，是最干净的。

越是合情合理的死亡，越没有人去追问。这是华沙，一个每天都有人被冻死、淹死、醉死、饿死，被人捅死在巷子里的地方。在俄国人的档案抽屉里，装满了各种匪夷所思的意外卷宗。

……